（法）达尼埃尔·洛兰／文谷黛／编译
在巴黎的一座乡村住宅里，我见到了让·马斯科罗，马格丽特·杜拉斯的儿子，她唯一的继承人。这所房子至今弥漫着她的气息。在那间钢琴房里，诞生了她的激情影片《印度之歌》的主题音乐。十二间屋子里铺满招待朋友们用的垫子。这座石头房子是50年代末用《阻挡太平洋的堤岸》一书改编成电影所获的版权费购置的。屋子里有数不清的干花花篮、带灯罩的灯和镜子。就在这里，马格丽特于1972年创作了由让娜·莫罗和热拉尔·德帕迪厄主演的电影《娜塔丽·格朗日》，于1977年创作了电影《卡车》，仍由热拉尔·德帕迪厄主演。在诺夫勒堡的家中，大家还在说这是马格丽特的房间，这是马格丽特的玫瑰树……
人称乌达的让·马斯科罗向来不接受采访。1997年春天，在法国电视二台播出纪念马格丽特·杜拉斯逝世一周年的节目中，他几乎没说几句话。坐在花园深处马格丽特的石凳上，乌达对我说：“我可不是杜拉斯主义者。”
“‘不是杜拉斯主义者’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”我向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。他站起来递给我一本小册子，书名是《马格丽特·杜拉斯、上帝和作品》。“这就是说我不是研究杜拉斯的专家。”屋子里到处都是马格丽特写的书，还有各种评论她的书。
杜拉斯死后，人们继续举行有关她的各种讨论会，继续出版各种评论书籍和传记作品。在这里，我看到阿兰·维尔贡德莱新出的一本传记，配有让·马斯科罗提供的没发表过的照片。有心理分析专家米歇尔·戴维从心理分析角度对马格丽特作品所作的评论。当然少不了带我上这儿来的米歇尔·芒索，这位杜拉斯的老朋友写了一本《朋友》。让·马斯科罗拿着《马格丽特·杜拉斯、上帝和作品》念道：“杜拉斯的想像力始终贯穿着自相矛盾的象征性特点。”他的目光从眼镜上边向我射来。“这样的话我可不会说。那些研究杜拉斯的专家才说这种话。我可不是什么研究专家，我不过是马格丽特·杜拉斯的儿子，她唯一的儿子。我们在一起生活了49年，49年骨肉亲情的共同生活。所以我不是杜拉斯主义者，不是那些研究专家。我的回答您满意吗？”
“现在我就是马格丽特。”让·马斯科罗是这样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的。“在您母亲死后，最痛苦的是什么事？”他首先谈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：“我母亲的房子就在离这里一百米的圣－波努瓦大街上，她全部东西都在那儿，她的铅笔还在书桌上……有一位朋友住在那里，他在那里招待朋友们吃晚饭。有时候，晚会结束后，我好像觉得马格丽特就会回来的。”
这位朋友叫让－马克·杜里尼，是马格丽特的朋友，也是马格丽特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合作者。他在圣－波努瓦街5号接待了我。
饭厅的桌子周围堆满了几百本各种语言写的评论杜拉斯的书，还有世界各地出版的她的作品的译文。“世界级明星”，她活着的时候喜欢这样称呼自己。自从她的《情人》一书于1984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大奖之后，她就成了世界上作品最畅销的作家之一，小说发行量达到了250万本。
让－马克·杜里尼准备和乌达一起“挖掘”这座杜拉斯住了50年的房子。杜拉斯于1996年3月3日去世，享年81岁。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，她和比她小39岁的扬·安德烈阿同居在一起。她死后，谁也不知道扬的消息。
我们来到客厅。“您就坐在她的椅子上……您瞧这，这些放在暖气上的贝壳，还有到处都有的小石头，马格丽特喜欢到处都摆满小东西。这里什么都没有挪动过。打1943年起，这房子就没有粉刷过。”
1943年，杜拉斯发表了第一部小说《厚颜无耻的人》。她和丈夫罗伯特·安戴尔姆搬到这所房子里来住。“瞧那儿房顶上，肯定是香槟酒留下的痕迹。马格丽特总是举行美妙的如同节日般的聚会。鲍里斯·维昂来过，还有雅克·达蒂，他总令人发笑……还有其他一些名流：格诺，巴达耶，雷里斯，步朗舍，埃得加·莫兰，克劳德·罗伊，雅克－弗朗西斯·罗兰，维多里尼……”
这是些朋友聚会，谈文学，也谈政治。让－马克·杜里尼和让·马斯科罗一起拍摄了一部影片《不屈不挠：圣－波努瓦大街的那群人》。影片长达数小时，还有有关主题的系列广播报道。“这里发生了抗议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聚会。罗伯特·安戴尔姆从达绍获释后回到这里。战争中密特朗从伦敦回来后也曾在这里停留，他还力邀杜拉斯、安戴尔姆和马斯科罗参加抵抗运动。”
这个马斯科罗是让·马斯科罗的父亲迪奥尼斯·马斯科罗，与杜拉斯同居过15年，是杜拉斯丈夫罗伯特·安戴尔姆的好朋友。罗伯特于1990年去世。
让－马克·杜里尼领我去找迪奥尼斯·马斯科罗。迪奥尼斯忧伤地谈起杜拉斯的玫瑰树：“那可是我亲手栽的……”
迪奥尼斯·马斯科罗是个哲学家、作家，写过《拥护思想的共产主义》，现年82岁。“战争中的1942年我结识了马格丽特，当时我在伽里玛出版社工作，她在一个负责向编辑们发纸的委员会当秘书。大家都喜欢或厌恶某些书，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。我们有共同的审美情趣，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共识，当然包括共同参加了抵抗运动。当时，妇女参加抵抗运动是很少见的。而她却是一位战士。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共同点。马格丽特不是一位应召女郎，她令人着迷的地方是她的智慧。我们彼此非常相爱。
“后来她想要个孩子。这可不是偶然的事，而是我们早就想好了的。她对我说：‘我想有个孩子……，我呢，我就同意了。”
在1993年出版的《写作》一书中，杜拉斯这样写道：“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候，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、不能躲避的，这种事情的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：婚姻，朋友，特别是夫妇共同的朋友。但孩子从来不应受到怀疑。”迪奥尼斯·马斯科罗对此加以解释：“孩子是她留给我的，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，我们没有结婚。”
杜拉斯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如果忠实不是为爱情而生，那么要忠实还有什么用！”对此，马斯科罗加以解释道：“马格丽特和罗伯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有情夫，他也有情妇。我是说我并没有欺骗罗伯特。”
50年代，杜拉斯被法共开除，人们可以在法共的报告中读到“和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”的评语。马斯科罗和安戴尔姆之间的友谊却保持了一辈子。“罗伯特对我就像一个兄长，我爱他更甚于亲兄弟……1945年，我和乔治·博尚拿着密特朗提供的证件去达绍集中营寻找他。”1985年出版的《痛苦》一书，相当忠实地改编于杜拉斯的战争日记。杜拉斯先是描述等待中的焦虑不安，而后描写了回到她生活中的那个男人已经令她认不得了。
杜拉斯一生中同许多人打过交道：女人、男人、编辑、导演……还有朋友们，连杜里尼也在内。杜里尼说：“所有的人都和杜拉斯争吵，从没见过她接受过谁。”在带我去诺夫勒之前，米歇尔·芒索也和我谈及同样的话：“有一阵子，杜拉斯认为自己在受别人的剥削，‘剥削’这个词使她想起她母亲在印度支那的遭遇，那些人卖给她一块水淹的无法耕种的土地。”
“我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故事。”马格丽特·杜拉斯在《情人》一书中写道，她极力否认书中女主人公即是她本人。有些人在她生前极力想获得她的传奇经历，而她没让他们得逞，其中有让－雅克·阿诺，还有弗雷德里克·勒贝莱，她写过一部小说式的传记《杜拉斯，或一片羽毛的重量》。杜拉斯把她告上法庭。我甚至可以想象，杜拉斯看到刚刚用意大利文出版的《中国人和马格丽特》时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。该书作者甚至大胆认为，事实完全不像杜拉斯在《情人》中描绘的那样，她本人没有中国情人；而是她母亲，一位干出“修筑堤岸阻挡太平洋”的疯狂行为的母亲，一位有如此这般非同寻常激情的女人，经历了这桩风流韵事。而作者马格丽特·杜拉斯本人正是这桩通奸的结果！
“您母亲给您留下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这是我向让·马斯科罗提的第三个问题。“在我们的性格中有某种共同的东西：在一切事情上都永不屈服……马格丽特桀骜不驯，谁也改变不了她。有事实为证：从1943年她开始写作，四十多年之后，她才获得龚古尔奖。在这40年时间里，她始终坚持做她想要做的事情，从不随波逐流。她教我追求自由，从不灰心丧气，追求一种‘快乐的幸福的失望’。即使失意，也要有快乐的心情。”
1981年，让·马斯科罗和朋友热罗姆·博茹尔拍摄了一部关于杜拉斯的电影。当时，马格丽特本人正拍《阿格达》。片中她说道：“我向人们展示那些不能展示的东西，这样做我觉得很有趣。”她还说：“不能没有上帝就活不下去了。我觉得正是因为上帝不存在，人们反倒可以无所顾忌，快快乐乐。什么也不能代替上帝，这是绝对的。无法替代的观念。既然上帝不存在，那它就是不存在的。我们去寻找快乐的失望吧，这种快乐的失望不存在，但我们总是会享受点快乐的。”
（法）达尼埃尔·洛兰／文谷黛／译
沙沥位于湄公河河口处，距胡志明市150
公里。小村子消失在浑浊不清的河水中央。从前，由于土地肥沃，这里被称为“交趾支那的花园”。一条棕榈大道旁边，残留着殖民时代的几座房子。几条嘈杂的小巷拥挤着破旧小屋。一个市场，一家国营旅店，一两家饭馆。还有一座红塔楼，一座蓝瓷砖的房子，还有一座从前的女子学校。
“《情人》是真有其事的。”这座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用一种不准确的法语对我说，“我看过这本书，也看过电影，电影并没有真正反映那个中国情人的情况。我认识这个中国人，是一位好人，他非常有钱。在沙沥，他有好多处产业。1972年他死了。”中国情人的侄子住在沙沥市中心的红塔楼里，那里有许多布满灰尘的描金雕龙的家具物什。后来我被允许穿过市场，来到这座位于河边、带有大平台的大房子前面，但“严禁入内”、“不许拍照”的牌子阻止了我。中国情人住过的房子现在也是破旧不堪了，已被警察当局征用了。
在过去的女子学校里，人们请我喝茶。女教师给我看一部介绍学校历史的大书，她从中取出几张照片。有多那迪厄夫人，还有小马格丽特。“我不认识马格丽特。她回法国时我还太小。在沙沥，有一位老妇人是从前多那迪厄夫人的学生，她认识马格丽特。”
这位老妇人头发向后梳得光光的，满脸的皱纹，驼背，一嘴黑牙。她姓李。“呀，呀，呀……”她开始了回忆，我请一名翻译来帮忙。“每当我看见马格丽特和她的中国情人出去，我就向她母亲多那迪厄夫人报告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前后摇晃身体。“大家都很喜欢马格丽特。她很可爱，她是我的朋友。但是当她与她的中国情人出去时，我得向多那迪厄夫人报告，因为夫人是我的老师。”她告诉我们马格丽特特别不受拘束。“她根本不服管，她不听她妈妈的话。她经常逃学。她更喜欢她的中国情人……后来，马格丽特一回家，母亲就惩罚她。”老妇人的目光变得黯淡了。“多那迪厄夫人不接受中国情人，她不喜欢他。她不愿意马格丽特去见他。这是因为多那迪厄夫人听说中国人的家庭根本不接受马格丽特。这对多那迪厄夫人来讲非常伤她的自尊心。按照东方人传统，中国人该娶一位中国妻子。”
前女子学校学生始终认为她的老师是一位非常慈祥的人。“多那迪厄夫人对女儿非常严厉，对学生却不这样。她给他们做点心吃，教他们烹饪。她很穷，作为一名法国人，一名外国人，她的确很穷。可是，对于当地越南人来说，这并没有什么要紧的。”
这个越南老妇人称赞多那迪厄夫人很有勇气，“自己独立支撑家庭”。
她凑过来小声说道：“夫人的长子可是个小无赖。”说到这儿，这个84岁老妇人脸上的表情仿佛是个16岁的少女，她笑道：“呀，呀，呀……马格丽特的大哥很英俊，简直是个花花公子……”她不住地重复说道：“他长得英俊极了。可我并没有爱上他，因为我父亲是学校的教师，我很怕他。他教马格丽特和他哥哥。我不知道马格丽特要当作家。后来我也没有看过她写的书。”
老妇人再也没见过马格丽特·多那迪厄。马格丽特·杜拉斯离开交趾支那后再也没踏上过这块土地，只是在多年以后，作家曾经让来巴黎作客的中国情人的嫂嫂给她带去一件礼物：一套发梳。这是1952年的事了。这位李氏老妇人并不知道时至今日都发生了什么。她没读过《情人》，也没有读过马格丽特·杜拉斯的任何一部小说，更别说看过让－雅克·阿诺拍的电影《情人》了。
“这是一只湄公河上的渡船，”马格丽特在《情人》一书中写道。沙沥的老妇人并不知道这句话，但是如果她听人说“我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事”，她一定会笑个不停。
（法）帕斯卡尔·弗雷／文钟菲／译
身为记者和编辑的洛尔·阿德勒曾于1989
年至1992年间任当时法国总统的文化顾问。她酷爱研究历史，就婚姻的历史写过《枕席的秘密》，就娼妓的历史写过《1830年至1930年妓院日常生活》，就弗朗索瓦·密特朗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候写过《告别的一年》。目前，法国电视二台每周推出一次由她主持的“名人访谈”节目。她刚刚写完有关马格丽特·杜拉斯的传记，该书披露了这位小说家一生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。
你是怎样遇见马格丽特·杜拉斯的？
一次偶然的机会。14年前，在一个度假村的图书馆里，我看到《阻挡太平洋的堤岸》一书。在那以前我读过马格丽特·杜拉斯的书。只是喜欢读罢了，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那年夏天，我刚刚失去一个孩子，正在极度痛苦之中。看这本书时，时间好像停止了，把我带到另外的地方。主人公把自己从孤独中解放出来，这种勇气帮助我看到了希望。作者运用传统的表达方式把自己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，这激发了我的情绪。
第一次会面情形如何？
她情绪非常激动，大谈政治，确切地说是在表白自己。她写过电影，取得了很大成功。更有趣的是，她待人接物表现得爱憎分明。她对我关怀备至，因为我住在马拉科夫，她喜欢那儿的市剧院，那里上演过她的剧本。还有，我和一位她非常喜欢的男士住在一起。她还非常喜欢小孩子，去她那儿拜访真应该带上我的女儿们。
是否在那个时候您就想到要写一部传记？
是在后来。我在伽里玛出版社碰到杜拉斯的两位重要读者依莎贝尔·伽里玛和特蕾莎·格来米西，我们谈到杜拉斯性格中既让人无法忍受又令人感动的一面，我们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想她会接受我的采访的。现在她老了，不用再担心失去什么。我首先想知道她的小说故事是从哪儿来的。在她的全部作品中，有一种变化，似乎是一位作家在脱胎换骨。
在您写的传记中，杜拉斯个人政治观点比较模糊。比如说，对殖民主义的态度就不很明确……
杜拉斯像许多人那样，认为殖民地构成法国财富的一部分。她的确是亲殖民主义者。她和别人一道为大唱殖民赞歌的《法兰西帝国》一书签名。只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，她才转变为反殖民主义者，而且冒着危险在家中藏匿武器。
在德国占领时期她的行为不甚清白。
那个时候，她的行为也是和许多法国人一样的，但是她装着记不得了。她更是亲贝当分子，参加了一个由德国人密切控制的出版方面的委员会。她有权决定是否该给一名编辑分配纸张。她一直在掩饰自己的角色，声称她不过是一名秘书，但这不是事实真相。直到1942年底，她还与一个德国人领导的组织进行合作，可她却称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抵抗战士。
她确实参加了抵抗运动。
1943年，她是一名抵抗运动的联络员，冒着危险接待了从德国逃回来的雅克·贝内。后来发生的一切更加复杂。她的丈夫罗伯特·安戴尔姆被捕了。那个时候，她已经不再和他一起生活了———她正和迪奥尼斯同居———但她对罗伯特还是有感情的。她不停地寻找他，甚至去盖世太保那里打听消息。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姓戴尔瓦勒的家伙，此人向她证实了她丈夫被捕的消息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她与他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。
这真像一出滑稽剧。
解放的时候，她却竭力想把他投入监狱。她派迪奥尼斯去他家找他。戴尔瓦勒已经被抓起来了。但是迪奥尼斯疯狂地爱上了戴尔瓦勒的妻子，还和她生了个孩子。马格丽特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。
她以同样的方式爱安戴尔姆和马斯科罗吗？
我认为罗伯特·安戴尔姆是她最爱的人，但她把马斯科罗当成情人那样爱着。她给他写过许多情意绵绵的情书。
战争结束时，她和罗伯特·安戴尔姆及迪奥尼斯一道加入了法共，后来又被开除出党。
他们一致认定是约尔日·桑潘告发了他们，此人否认了这种说法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。
看过她全部档案后，您是否认为《情人》一书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？
写她自己的身世，她用这种方式进行报复。这并不是什么爱情故事，可以说是一个母亲为了吸毒的儿子而出卖女儿的故事。当她把钱拿回家的时候，马格丽特第一次在母亲的眼中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。我想这就是她写作的动机所在。
她母亲的行为太可怕了。
这是一个非常专横的母亲。马格丽特总是想讨得母亲的欢心，正如后来马格丽特选择的男人总是欺骗她一样。
您怎样看待她喜欢用同一个主题写了好几本小说：《阻挡太平洋的堤岸》、《情人》、《来自中国北部的情人》？
这并不是为了写一个故事，她通过不断改变小说的形式来尝试各种写作方法。至于主题，已经降至次要地位。
开始她并不为人所知，是因为她没有立即取得成功。
她发表第一部小说时相当困难。但是，在伽里玛出版社工作的雷蒙·格诺相信她的才能并鼓励她。在她写作的最初15至20年里，没有人把她当成作家。她还是写出了大量作品，每天都写四、五个小时，不断地发表。这些作品没有引起轰动，发行量也只有几百份而已。
《情人》带来的龚古尔奖使她一举成名，她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获奖前后似乎有两个不同的“情人”。
的确前后有很大变化。从这一时刻起，与她经历的故事相比，她更相信笔下创造的故事，虽然完美的故事也还有缺陷。她甚至认为自己和法国总统一样重要了。
她过过穷日子，后来有钱了，她对金钱的态度也很古怪。
她曾拿过酒吧的白糖，朋友有难，她也慷慨帮助他们。但她确实很吝啬，她能说出她的毛衣、裙子、汽车的价钱。她做饭时，甚至能说出每道菜花了多少钱。她还大量投资房地产，非常害怕失去财富。
我猜想现在杜拉斯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一定是大大地改变了。
以前，我把她当成一个了不起的作家，在殖民地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，参加过抵抗运动，经历过很多冒险。现在的马格丽特是一个在童年时被蹂躏的小姑娘，经历过很多苦难的折磨。她有一个极其粗暴的母亲，她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向母亲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在她最后一本书《结束》里，因为她要死了，所以她专门写了母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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